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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波斯语课》,一个接一个名字响起,听众泪水滂沱

    《波斯语课》,一个接一个名字响起,听众泪水滂沱

    ■本报记者 柳青

    电影《波斯语课》的最后,渡尽劫波的男主角雷扎在盟军的救助营地里,被问及“你还记得多少被杀的犹太人的名字”,他开端背诵他记得的2840个名字。盟军军官和士兵们的脸上起初是不可相信,接着他们纷纭停下手里的工作,凌乱嘈杂的帐篷里逐步沉静,只有一个接一个的犹太名字响起,幸存者机械地回忆他记得的名字,而听众泪水滂沱。在这个片断里,演员们失控的情感和泪水很可能不是“表演”的结果,因为“记忆名字”这个行为形成了强悍的共情瞬间,这种感情的强度凌驾于虚构和纪实,创作者和观看者都对此一筹莫展。

    用名字捏造的语言,留住了“人”的记忆

    《波斯语课》这部起初大名鼎鼎的影片成为话题之作,或者也是因为“名字—语言—记忆”的链条,为大屠杀题材制作了新的隐喻视角和情绪支点。电影的终场是退却的德国军官们把登记犹太人的花名册投入火炉,那些被他们像牲口般屠宰的活人,连名字都被付之一炬,生命遭受的降维蹂躏,不外如斯。因而,当男主角一一回忆起那些被烧掉的名字时,这是一个犹如弥赛亚来临的时刻,是回生的时刻,名字唤回了与个体、与身份、与活生生的人有关的记忆。肥壮无助的男主角之所以会记得这许多的名字,是他被抓进集中营时为了保命,谎称自己是波斯人,为此被一个管事的小军官捉去做“波斯语老师”,从此得到后者的卵翼。压根不会波斯语的他为了连续假话和性命,把犹太同胞的名字变构成单词,捏造了一种不存在的语言。这种不存在的语言保全了他的生命,也在死亡营的地狱时空里存住了一星半点“人”的气味。

    逝世难者的名字成为语言,语言打捞与人有关的记忆。这是过往的大屠杀题材中未呈现过的视角。这不是一个完整虚构的故事,“用名字假造语言”是实在存在过的幸存者原型,这段故事被发掘、被讲述,既有情节离奇的吸引力,更浑朴的力气来自“名字”与“语言”承载的生命意思,在符号和隐喻的层面,它们是抵御死亡营可怕旧事的堤坝——那些犹太人,活着的时候不被当作人对待,像牲口般死去;凡是他们的名字被记住,他们至少被保住了作为“人”的历史。

    以色列作家阿佩尔菲尔德写过很多缭绕大屠杀和种族危害的小说,但他以为本人真正的作风是“发明了遗忘和记忆之间的意识的声音”,在和菲利普罗斯的对话中,他提出,犹太人的阅历与其说是“历史”,不如说明成某种阴暗的潜意识,产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被时间揉捏成各种外形,照事件的原状描述的成果是创作者被奴役,产出品质粗劣且离奇的故事,忠于史实的编年史叙述通常是个靠不住的脚手架。阿佩尔菲尔德的这番观点,点明与集中营有关的创作,摆设人性的异景和样本是有限的、甚至微不足道的局部,在骇人听闻的冒险之外,毕竟什么样的虚构能进入那段恶梦般的时空?

    《波斯语课》在惊喜之外的遗憾就在于此。它也许老实地归罪于离奇的事实,创作者用惊恐的情节填充了两个小时的戏剧时光——男主角的谣言被戳穿了吗?真的波斯人来了怎么办?他能用一罐肉罐头换来集中营里的患难之交吗?他乐意以多大的代价救别人?被他救过的人会付出性命救他吗?在这个进程中,与其说是男主角在走钢丝,不如说是剧作者在胆大妄为地编织戏剧闭环。德国军官第一次和男主角用冒牌波斯语聊地利,他说的第一句话是“我已经忘了母亲的样子”。他不知情地说出一个接一个犹太名字,说着“忘却”的从前——这几乎是个精心构建的霎时,准确到不留白。这种精致的构造感笼罩了所有,运气总以巧配合注脚,当观众代入主角的身份,更多感到这是依附于人性善恶偶尔性的历险,却很难进入一种有佩服力的集中营的时空。

    什么样的集中营,什么样的叙事?

    确实说,这片子盘踞了新的视角,却进入艰深、惯例的集中营叙事。它反复了《辛德勒的名单》或《美美人生》的门路,集中营成为人道试炼的试验场,军官和囚犯都是善恶并存的一般人,人物的行动跟抉择取决于是善占了优势,仍是恶做了主宰。在某些时刻,它甚至是抒怀的,比方那位德国军官蜜意地回想“由于不乐意参加纳粹党而亡命德黑兰的哥哥”,那个“兴许远在德黑兰的哥哥”勉为其难地为军官学习外语的热情供给了一点情感的支持,但他把学习热忱转移成不惜所有顾全男主角生命的逼迫症,实在在情理层面是荒谬的,甚至于剧中人都要揶揄:难道他是你的爱人?

    德国军官包庇犹太人的案例还真不少,但他们的立场确切说是动物般的占领,所以,从头至尾的保全是常见的,多数时候是天然达尔文主义的“你抢了我的货色,我也能毁了你的”。这就牵扯出另一种更苦楚也更负责的大屠戮叙事,正如阿甘本在《无目标的手腕》中总结的:集中营里的一切超出犯法和司法,那是例外的空间,在那里,人的身份被剥夺了,这种剥夺是双向的,加害者和受害者都被还原成赤裸性命,要么是野兽,要么是牲畜,要么既是野兽也是牲畜。那是远比人性的一念之善或一念之恶更为幽邃宏大的世界,那也是阿佩尔菲尔德、普利莫莱维、科辛斯基这些作家们用写作的艺术尝试进入的世界。

    也许是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和《漂亮人生》都过去太多年了,它们曾遭遇的质疑已经很大水平被淡忘了,面对《波斯语课》,假如一面倒的“激动”满意于“在十分环境下,人性善恶的走钢丝”,那么这制造的还是虚张声势的抚慰,无辜的人们没有得到弥补,消散的名字毕竟是消逝了。